●勃朗宁却似乎很需要解析或阐释，因为他号称是“英国最难懂的诗人”。
《勃朗宁诗选》由海天出版社刚刚推出，就听到对此书形式（每首译诗后附一篇详细的译者解析文）的不同评论：既有热情欢迎的，也有感到疑惑的。那么，且让我代表译者，谈谈我们这样做的原因。
其实，我本身是十分反对译者主观引导读者的；而且我甚至也不赞成一般化的所谓“名作赏析”。可是勃朗宁却似乎很需要解析或阐释，因为他号称是“英国最难懂的诗人”，这也是他的诗迟迟没有中译本的原因。由于勃朗宁的诗哪怕对英国读者也是难度很大的，那么我们初次译介到中国，由于我国读者对他的独特诗风及诗中社会文化背景不熟悉，解读译文“纯文本”必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怎么办呢？为此我曾苦恼过几十年的时间。
我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对勃朗宁抱有兴趣。不过那时，作为一个不涉世事而感情过剩的青年人，我和一般青年一样，在英国诗人中更热衷于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等浪漫派和抒情的丁尼生；对勃朗宁那种似乎“不动声色”而入木三分地剖析人生百态，“把人心从里面翻到外面”的怪异诗风还不大理解和不完全能欣赏。但是随着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的不断丰富，我从浪漫思维渐渐转向心理分析和哲理思维，后来对勃朗宁的兴趣遂大大超过了浪漫派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就决心译介这位在世界影响极大而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的勃朗宁。可是由于杂事缠身，也由于“如何才能使中国读者接受”（还要使出版家接受）的难题很不好解决，这件事竟拖拖拉拉地做了二十年。其间，我感到自己时间不够，已难以独立完成，又动员了我姐汪晴（当时她刚从文化部外国文艺研究所离休）参加。结果是我姐不辞艰辛，以十年之功完成了此书的大半。
至于形式问题，在这十年间也经我俩反复研讨，终于定下了“每诗附详细解析文”的方案。当然不是坊间常见的那种一般化的“赏析”文，而是“解析”文，这俩字的含义和“解析几何”差不多。目的则是向读者提供较翔实的语境和参考，给读者以解读勃朗宁的门路或启发。“诗选加解析”的形式尽管稀奇，或曰有点出格，也顾不得了。
那么话说回来：译者的解读究竟是否“多嘴”呢？
无疑地，解读权或阐释权属于读者（对读者的这种尊重是近三十年来才兴起的），译者以少说为妙。可是要知道译者也是读者，而且是第一手的读者，他的解读不能不直接间接地影响读者的解读。问题在于：如何才能更好地面向读者，起好桥梁作用？这不仅需要他精心推敲，力求传达出勃朗宁诗微妙的言外之义，而且也需要他为读者解读勃朗宁提供背景资料和参考资料。也就是说，在译介像勃朗宁这样难解难读的诗人时，译者的“多嘴”似乎是必要的，问题只是“多嘴”的态度应该客观谦逊，而不要主观武断；应该当好参谋，而不要当教师爷。
随便举两个例看看。例如，《失去的恋人》一诗，过去我国出版的一些世界名诗选本中（从标题开始）就把它解释成《失恋的少女》伤心抒怀；本书首先拨乱反正，说明这是男主人公求婚遭到婉拒时的戏剧独白，是男方失恋而不是女方失恋；同时在解析文中提供此诗的背景资料———勃朗宁向伊丽莎白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初次求婚曾遭到婉拒，而勃朗宁则表现了一往情深和男子汉坚强的自制力，这一点与诗中主人公性格一致，可以参照；但译者最后又在文中补充说明：由于此诗不是自白诗而是戏剧独白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摆脱勃朗宁夫妇的真实故事，而最好是与《最后一次同乘》、《荒郊情侣》等勃朗宁同类主题的诗联系起来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解读《失去的恋人》，并从中体会勃朗宁的一个基本主题：理想的难以企及和失败中的追求不息。
又如《语法学家的葬礼》一诗，对诗中主人公——即献身艰苦乏味的古希腊文献研究的那位语法学家———是“圣”还是“愚”，国外评论界历来聚讼纷纭；本书译者在解析文中对各家观点不作偏袒，却把针锋相对的各家观点汇集一堂，摘编成几页唇枪舌剑的精彩论战，供我们的读者参考；同时，为了开阔思路，又将此诗与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作了比较，并说明时代背景对解读的巨大影响；但译者并没有试图“指导”读者，没有试图把读者硬拉入论战的“甲方”或“乙方”。因为，勃朗宁本来就不是一个直抒胸臆的“先知”式教师式的诗人，而是一个自觉的“造象人”或“造境人”，他的写诗，本来就是要以此象此境供读者进行剩下的另一半创造，而这另一半，又是受时代、历史、民族、文化以及每个读者的个人经历体验等等制约因而难以强求的。勃朗宁固然有信仰、有理想，但他只造象，只启发，而不爱摆教师爷的姿态。他面向的是爱思考的读者群。译者当然得尊重勃朗宁的这种态度。所以，尊重读者也意味着尊重作者。
这就是译者的意图。至于意图实现得是好是差，实验是成功是失败，我们的解读是不是“多嘴”，有没有价值，那就取决于读者的评判了。我们诚恳期待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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